机器解放全人类——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生活 思想国

来源：bob首页登录    发布时间：2024-08-23 16:22:09

　　人们在医院里出生，在自助餐厅里获取食物，在饭店里举行婚礼，直到死后化为灰烬。我们的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能做到效率与节约，但是人们的个性和持续性被无情地剥夺了。对消费的人做出的自由选择商品的承诺看起来就是一种错觉：

　　“正如当人们在上班、演出和去另外的地方的路上指责混乱的交通以及其他人那样，交通信号灯的变幻让我们始终处于被驱使的状态中。55个人也就因此失去了对自己生活节奏的控制权、自主权，甚至分辨是非的能力。”

　　《百年流水线：一部工业技术进步史》对“流水线”课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且极具启发性，它对于当代人精神的困境，身份认同的恐慌的发展路径，给出了言之有物、有理有据的推论。

　　对大规模生产过度的赞美不仅彻底击败了法西斯主义，而且缓和了人们对技术性失业和文化同质化的恐惧。商人曾承诺流水线会成为普通人的聚宝盆，但是工人担心自动化会让他们陷入贫困。保守与激进的知识分子都坚信美国人的生活越来越乏味、重复和单调了。很多在郊区长大的孩子慢慢的变成为反主流文化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目标就是远离标准化的生活。总之，对于工人、知识分子和很多年轻人来说，从事大规模生产的社会明显缺少独立性、自发性以及创造性。人类对于流水线的不满也愈发强烈了。

　　在科幻小说中，自动化和机器人成为了自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共同主题。在The Humanoids（1949）中，杰克·威廉姆森（Jack Williamson）描绘了一个由机器人主宰的人类世界，而这些机器人则成为了被过分保护、被视为自负的发明且承担一切风险的工具。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自动钢琴（1952）》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只由少数技术人员控制工厂和机器人，而大多数人类无所事事的世界。由此可见，19世纪的工人心里充满了尊严和骄傲。

　　在一些老照片中，工人的脸上都表现出了对美好未来的期望，而他们也觉得自身正在体验着新电气技术所产生的“神秘感”。然而，一个世纪以后，电脑的出现几乎让所有的工作模式都成为了历史，而留给管理者的工作无非是观察机器仪表和处理偶尔发生的故障而已。

　　一位管理者希望能够通过收购传统的农场，在不使用电力和自来水的情况下实现这一行业的复古，但是他很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没办法忍受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所面对的生活。有些心有不满的管理者希望将这些自动化生产系统彻底摧毁，并且重新找回人类劳动的尊严。他们随即与那些未能得到充分就业的卢德派成员结成同盟，并对多个城市的自动化工厂实施了破坏活动，然而，这次暴动很快就被了下去。此后不久，人们又重新安装了流水线系统。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让人们从确保自己不会失业的冲动中解脱出来。

　　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直都在梦想着建立一家全自动化的工厂。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在18世纪80年代发明的全自动磨粉机就是人们早期取得的成就之一。1940年，罗杰·柏林盖姆这样写道：

　　工人在流水线上从事的任何一道工序正在被机器所取代。我们大家可以由此认为一些社会哲学家在这上面的建议是正确的，而不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咒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一位名叫戴尔·哈德尔的福特汽车公司副总裁创造了一个新词汇——自动化，随后便对福特的新布鲁克斯公园工厂展开了描述。《财富》杂志在其刊登的一篇名为“自动化工厂”的文章中对那种不需要几名工人的工厂大加赞美，“自动化”这个词由此传遍了全国。

　　虽然布鲁克斯公园工厂有4500名工人，但是工厂的管理层仍然希望将工人的数量不断地削减下去。1948年，《美国机械师》杂志引入“自动化”一词，旨在说明自动化将机器设备应用于进出设备的工件的操作，以及将操作、消除碎片等工序在时间上与机器设备的运转达成一致，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让整条流水线处于按钮的控制之下。“自动化”这个词也逐渐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管理者开始考虑建造几乎不需要工人的工厂，从而也就解决了困扰他们的劳动力问题。

　　联邦政府通过对自动化领域的投资表达了对该项技术的支持。通用电气用于替代技艺熟练工人的可以连续运转的机床就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类似的想法也应用在了生产钢琴卷纸上面（通用电气的雇员冯内古特，受此灵感的启发创作了《自动钢琴》）。当机械师通过削减部分零件以达到精确、规范的目的时，穿孔带就能够记录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当自动钢琴能够无限重复一系列的音符时，机械师的动作就可以每时每刻得到回放。

　　到1950年前后，自动化已不再是加快单个零部件生产速度这样简单的事情了。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中描绘了未来的汽车工厂。这家工厂由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控制着，它不仅仅可以执行各种指令，还能够通过光伏电池等“感觉器官”收集信息，并且决定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我们一定不可以把这样一台计算机视为一个孤立的大脑，而应当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动物。

　　维纳还指出，类似的工业体系已经在诸如罐头加工、轧钢、电线和锡板厂、炼油厂、化工厂等从事连续加工的产业中发展起来，特别是在造纸厂，自动化的应用能轻松实现不间断的产出。

　　美国人早在1932年的时候就发明了一种能够每分钟检测300个真空罐头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自动地将那些密封程度不好的罐头挑拣出来。由于在计算机控制下的工厂能自动进行质量把关且实现表态输出，因此维纳断言未来白领和蓝领工人的工作势必被这些机器所取代。

　　维纳还预测那些非常无聊的工作将在今后的20年里彻底消失。他之所以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是因为实现自动化生产的工厂实际上等同于奴隶劳动的经济当量。任何想要与之竞争的人必须接受“奴隶级别的工资”。

　　自动化机器自身能够做出任何改变，而且它们从来不会生病，也不会要求加薪，更不会集体罢工。

　　20世纪50年代的报刊解释了福特工厂的工人是如何对那些可以取代75个汽车工人，且每小时能够生产100个引擎的自动化机器来管理的。另外一篇报道曾经宣称，自动化可以让一个人将复杂的燃气管道从新墨西哥直接延伸到威斯康星。利用微波通信、雷达和新型的追踪系统，人类可以监控并且从千里之外传送天然气。美国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主任在1962年发表的“失业与自动化的影响”一文中写道：

　　然而，他又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人们的这种担忧。1870～1960年，工厂的生产效率虽然翻了两番，但是全国的就业人数并没有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那些无须任何技能以及只需要半熟练技术的工作岗位却在不断地消失。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43%，而蓝领工人的数量却下降了10%。这中间还包括94 000名装配电工、80000名钢铁行业工人，以及250 000名煤矿工人。然而，煤产量在这期间上升了96%。

　　由于电梯的出现，大约40 000名电梯操作员失去了工作岗位。电报行业也因为自动化装置的应用导致了57 000个工作岗位的消失。一名匹兹堡的钢铁工人抱怨道：“在经历了19年的等待之后，新的机器和新的方法终于出现了，正是他们让我所在的整个部门彻底成为了历史。”这些工人自从失业以后几乎很难再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因为面对全新的工作，他们根本不具备这个行业所要求的任何技能。

　　1953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在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项决议中警告说，自动化将为社会和经济带来灾难，而工人则会处于闲散和饥饿的状态——由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机器怪兽不能够取代他们消费者的地位，因此作为产品制造者的工人全部成为了过时的“产品”。

　　对流水线工厂不满程度最高的当属那些年轻人，这些留着披肩发，穿着宽松的衣服、喇叭裤，偶尔佩戴着和平徽章的年轻人暗示着不论从管理者还是工会的方面出发，他们已与这种从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格格不入了。

　　与此同时，在大学校园里占据主导地位的青年文化正在从冷战初期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那里吸收着排斥着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理念。这些人中包括了艾伦·金斯堡、刘易斯·芒福德、大卫·里斯曼以及约翰·斯坦贝克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了自动化、同质化和任何减少人类作用的职业。

　　“大规模生产直接引发了群体思维、大众情感和大众娱乐的出现……机器设备就是这个繁荣时代的统治者和已经登上王位、受人顶礼膜拜，而又让人爱恨交加的国王。”

　　德怀特·麦克唐纳在其1953年出版的畅销书A Theory of Mass Culture中痛斥了那些发行量很大的杂志采用廉价的、标准化的，以及公式化的思路和文章来宣扬诸如在底特律生产的汽车零部件这一些产品的行为。他指出，在大规模生产的时代，艺术工作者不再依靠脑力劳动的现状与产业工人不再从事手工劳动的遭遇竟然如出一辙。

　　对文化同质化的批评至此慢慢的变成了常态。欧内斯特·范·登·哈格在其1957年发表的文章Diogenes中宣称：“由人工进行的标准化生产同样需要经过标准化训练的工人来完成工作。”

　　在美国，这种对个人及其生活进行像流水线一般的定型、包装和分配的模式已经很普遍了。

　　例如，我们的人民在医院里出生，在自助餐厅里获取食物，在饭店里举行婚礼，直到死后化为灰烬。美国人似乎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能做到效率与节约，但是人们的个性和持续性被无情地剥夺了。根据范·登·哈格的观点，对消费的人做出的自由选择商品的承诺看起来就是一种错觉：“正如当人们在上班、演出和去另外的地方的路上指责混乱的交通以及其他人那样，交通信号灯的变幻让我们始终处于被驱使的状态中。55个人也就因此失去了对自己生活节奏的控制权、自主权，甚至分辨是非的能力。”

　　另外一些批评家则指出公立学校就像流水线一样慢慢的变模式化。类似多项选择题这种类型的标准化测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实行。学生申请入学时一定要通过由美国大学理事会以机器进行评分的学习能力倾向测验。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杂志的编辑都表示，学校正在大规模制造高智商且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服从者，或者是只会机械性学习的学生。

　　此外，医院的医生也出现了对病人越来越失去耐心的现象，他们只把病人当作流水线上那些任人随意处置的食物，而丝毫不去考虑病人的感受。

　　通过上面的叙述，流水线似乎更像是极权主义的同义词，而不是民主的保护伞。在美国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该刊就曾经多次犀利地表达过这种观点。194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克莱德·米勒这样写道：“不管你把流水线称作集体主义、极权主义，还是独裁主义，它都会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可怕的冲击，对流水线广泛的宣传让人们自然而然地相信流水线产品是与受到严格管制的工人分不开的。”

　　例如，人们把福特位于密歇根州的汽车工厂比作纳粹德国的工业工厂。凡是与纳粹德国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是非常不受人欢迎的，但是这一切在1960年的时候又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1962年出版的畅销书Travels with Charley中，约翰·斯坦贝克在开着露营专用的皮卡汽车环游美国时对美国人的生活品质进行了仔细思考。也许斯坦贝克本人就坐在大规模生产的汽车里，但是他对标准化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奋：我坚决反对将我们的精神食粮、歌曲、语言，甚至灵魂变成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在1939年出版的小说The Grapes of Wrath中，斯坦贝克描述了地主是如何通过大规模生产的拖拉机驱赶数百万佃农的情景，而那些无家可归的农民则必须跨越整个美国寻找新的安身之所。然而，斯坦贝克同样看到这些被机器取代的农民，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依然对这个拥有十足马力、气缸爆发出怒吼声的拖拉机表现出了赞美之情。

　　在1956年的电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中，对那些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郊区生活进行了批评。在影片中，在蚕茧里生长的外星人占领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并且利用一种类似僵尸的复制品替代了原有的居民。有些人开始担心美国人正在变成冰冷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者成为畅销书A Nation of Sheep中的那些绵羊。批评家还对有必要与流水线生产共存的“丢掉文化”进行了抨击。

　　由于消费者厌烦了现有的商品并且希望获得最新款式和颜色的产品，因此售价低廉的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让我们消费者认为是时候取代那些耐用的手工制品了。流水线生产的商品摆满了仓库，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逐渐将这些商品堆放在垃圾场和垃圾填埋场里边，由此还导致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垃圾危机”。

　　随着近年来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慢慢的升高，在空旷的广场燃烧成吨的垃圾已经被视为环境污染。1948年，纽约城开始向斯塔滕岛倾倒垃圾，截至1994年，该岛的面积已经相当于25个吉萨大金字塔的面积了。

　　从某些方面来说，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的大规模商品大部分都是用塑料生产的。1976年，根据泰德·斯坦伯格的环境历史著作Down to Earth的记载，更多的塑料产品正在以几何式的增长走下流水线，而钢铁、铜和铝制产品的数量则慢慢的变少。被废弃之后的塑料制品既不易腐烂又不会生锈，只能通过上百年的时间自行降解。

　　左翼政党对被视为代表资产阶级的郊区生活予以了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抨击用户至上主义就是商品崇拜主义。

　　马克思认为，在匠人社会中，当木匠用手工的方式打造一张桌子时，其使用价值与它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晰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失去了其与制造者之间的联系，而其价值则是以货币这种抽象的形式反映出来的。然而，当我们对劳动进行细分并且实现自动化以后，物体的来源本身便不再重要了。

　　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为所有人类劳动的直接表现形式。从此以后人类将以纯粹原子论的思维方法按照社会生产的全部过程将彼此联系在一起。人们彼此间为何会相互疏远，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将形成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而这种形态将使他们拥有独立的控制和有意识的个人行动能力。

　　哈维·史威多斯发现将流水线上的工人进行隔离，会使他们与生产之间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关系，而且还让工人之间的接触降到最低。

　　商品崇拜主义意味着人们对流水线产出的商品存在着广泛期望的同时，还对与生产有关的工作存在着鄙视的情绪。这种矛盾的思想在1965年宣传福特的新型野马汽车的大型实景歌舞演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福特汽车的高管李·艾柯卡为了让这款新型汽车加入摇滚乐的元素，与致力于鼓励年轻人在暑期参加工作的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共同在CBS电视台举办了一期90分钟的节目。值得一提的是，包括马文·盖伊、玛莎与凡德拉合唱团、至高无上合唱团和四顶尖乐队在内的众多演出嘉宾都来自底特律的摩城唱片公司。与他们一同演出的还有雷·查尔斯、正直兄弟、约翰尼·马蒂斯、赫尔曼的隐士们合唱团和汤姆·琼斯。演出的名称为What抯 Happening Baby，由纽约著名的DJ默里·考夫曼（人称老“K”默里）亲自主持。作为音乐视频领域先驱的玛莎与凡德拉合唱团，她们在一条流水线上翩翩起舞的同时，嘴里还唱着“我们无处可逃”。

　　正如一名记者在日后总结的那样，在福特底特律汽车生产线上手舞足蹈的玛莎与凡德拉合唱团的三名成员就像学校里那些任性的女孩子一样。在乐队其他两名成员的跟随下，（玛莎）里夫斯跳上了一辆正在组装的“野马”牌汽车（野马象征着当时反叛的年轻一代），在汽车沿着流水线前行的时候，一个闪闪发光的引擎被放到了底盘上，而三位歌手仍在继续唱着“我们无处可逃”。画面背景上的流水线工人虽然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但是看上去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三位女歌手自由的舞步与流水线前男性工人重复性的动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观众可以从这首歌中明显地看到就在她们变换位置的时候，流水线上的工人就像她们在歌中所唱的那样，就没有躲闪的空间。

　　野马汽车的设计理念是以美国婴儿潮时期为背景的，它在推出后不久便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实际上，野马汽车是在1964年4月下线的，也就是在第一批婴儿潮的孩子高中毕业前不久。像弗兰克·辛纳特拉、戴比·雷诺兹这样的名人也纷纷加入了购买野马汽车的行列。在电影Bullitt（1968）中，史蒂夫·麦奎因驾驶着一辆野马汽车在旧金山崎岖的山路上演了一幕长达10分钟的汽车追逐戏，这一部优秀的电影也被外界视为最伟大的汽车特技表演之一。野马汽车简直太刺激了，它一定不是制造业的产物。

　　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对社会生活的标准化、垃圾的大量产生和大规模生产的毫无味觉的食品的担忧慢慢的变成了各大主流报刊、调查团体，以及专题研讨会上讨论的重点内容，而且慢慢的变多的人对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于1964年出版的英译本著作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法国波尔多大学的法学教授和历史学家，埃吕尔认为，

　　对自由的威胁要远超于其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构成威胁的技术体系而言，其重要性之所以强于政治体制，是因为技术体系已经席卷了整个社会。与自然世界的接触渐行渐远的人类正在成为技术化的附庸。

　　现代人类的生活正在以表面上的效率和秩序等价值中立标准做重新定义和组织，而这些效率和秩序又会形成新的法则以及强迫人们接受技术发展的规范。在封闭的人工创造的世界里，人类发现了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们已无法突破技术的天花板再次寻找那个曾经被人类千百年来所传承的古老的社会环境。人们除了适应这个由技术创造并且主宰人类社会的人工环境之外，已无其他的选择了。

　　然而，我们的城市将不会再有白天、黑夜与冷暖之分，到处都充满了漫天的电视新闻、拥挤的人群，一切都是那么的盲目和无序。所有的人都要依靠制约自己的外部关系实现与外部之间的平衡。能够让我们失去天性的技术机制越发达，人工技能所要面临的困境就越大。

　　总的来说，技术的应用与流水线生产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自然环境、工作流程和文化价值这些互相毫无关联的事物经过重新整合便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事物，而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则发挥着比之前更小且无足轻重的作用。

　　埃吕尔的论证给予了其他对流水线文化进行激进抨击的人更多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全都对机械化采取了蔑视的态度。

　　艾伦·金斯堡在其诗歌Howl中对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进行了攻击，抨击了理性化的社会，并且将其视为思想已经完全机械化且被金钱笼罩的摩洛神的化身。70金斯堡宣称：“我根本忍受不了美国的机器带给我的压力。”此外，他还非常风趣地将诗歌的创作与大规模生产联系在了一起：

　　我的诗歌如同亨利·福特那样，每个诗节都要像他的汽车那样自成一体，特别与众不同。

　　美国啊！我的每个诗节要卖你2500美元，但是对那些古老的诗节，我每个再便宜500美元。

　　“垮掉的一代”正在寻找远离工厂的那种真实性，寻求着乡间小路上的那种未知且独特的事物。

　　大学成为了“垮掉的一代”现实中的交汇点。这里充满了对标准化和浪费的批评、以及各种反战运动。每一个组织都在用其特有的方式抨击大规模生产，它们都受到了民权运动的胜利和道德热情的激励。

　　刘易斯·芒福德总结道，大规模抗议、和骚乱的频发已经取代了人类的语言，他们似乎要打破由巨大的机器表面那层自动隔离装置的束缚。这些行为正在利用它那掩饰自身缺陷的特性来拒绝一切不受欢迎的信息，或者在对那些可能会破坏其体系的信息进行转换时将其封锁。

　　抗议者正在试图重新开启双方的交流。然而，在等级体系森严的工厂，工人的声音根本得不到重视，而我们的社会也由此走向了尊崇自动化而非提倡对话的道路。

　　芒福德认为，工厂一旦实施了自动化管理，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够反抗或者增加新的工作指令，而只能选择接受这一切。从理论上来讲，机器是不可能允许任何人偏离经过完美设计的标准这一轨道的。

　　对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在学生的反抗中是非常普遍的。马里奥·萨维奥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将学校比作工厂、校长担任高管、全体教员充当工人，以及将学生当作原材料，然后将他们统一培养成为温顺的白领工人的做法表示了愤慨。他对那些欢呼雀跃的伯克利学校的学生宣布：

　　“曾几何时，当操作机器成为令人厌恶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从心里对它产生厌烦的情绪，当然，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被动地接受这个观点；当你把自己的身体置于齿轮、车轮、杠杆、设备上的时候，你必须想办法阻止它。你必须告诉那些操作和拥有这些机器的人，如果你们不让我获得自由，那么这些机器就将永远地停止运转。”

　　然而，萨维奥注定不是一个独行者。肯·凯西（Ken Kesey）在其1962年出版的小说《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抯 Nest）中也对中产阶级的生活进行了类似的批评。

　　同时期的歌手马尔维纳·雷诺尔兹在一首流行歌曲中描述了城市中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像盒子一样的工厂里面，而这些人的下一代同样在盒子般的大学里面求学的景象，在他看来，这些盒子是没有一点区别的。

　　在芒福德看来，自动化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好。此外，自动化的出现让同样的产品在大众市场上能轻松的获得更高的利润。通常情况下，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差。自动化生产面包机的出现让当地成百上千的面包师失去了工作，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吃到味美价廉的面包。商品的标准化生产不但没有让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相信大多数人都深有体会的是，通过大规模制造产出的早餐麦片，其营养几乎和等到将它们装在纸盒里面上市的时候差不多。

　　反主流文化者一直在寻求能够取代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替代品。他们成立了群居团体、食品合作社，以及所有权归属当地的小企业。相对于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他们更倾向于用本地制造的产品。此外，那些正在创造着另类生活的反主流文化者还提倡物品的回收，并将自己视为在技术主义的统治下装备良好的难民。

　　The Last WholeEarth Catalogue（1971）向人们提出了不再依赖于“预先打包”的方法；实际上，这一些方法是指人们必须利用周围的工具生活。该书因为赞美小规模的技术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然而，对于几百万崇尚另类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已被自己制作家具、种植并储藏食物、自己供给能量，以及建造自己的房屋的设想所深深地吸引了。

　　这个时代所流行的男女皆宜的宽松式服装根本不需要太高的裁剪技术，而那种圆顶建筑也可完全由自己来安装。对大多数人而言，梭罗（Thoreau）为人们尝试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灵感。与其依靠电力公用事业公司，我们为啥不重新考虑使用木头、风车、太阳能热水器和煤油灯这些老物件儿呢？

　　西奥多·罗扎克在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1969）中宣称，“技术统治论的主要策略”是将人们的生活降低到一个能够由技术专家掌控的所谓标准上面，然后在虚伪和排外的基础上宣称它那令人生畏的所有权。

　　20世纪60年代的就是针对制度化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越南战争而发起的。甘地的威望在这一代人中间不仅体现在他的反帝国主义和非暴力方面，而且表现在他对受到当地人民支持的西方工业化的排斥，只不过他的做法收效甚微。罗扎克虽然指出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是机械装置和产品对当地的控制总会造就一批无党派人士的外部权威。

　　年轻人感觉到大学和社会在他们毕业之后所提供的大多数工作岗位已经被标准化、效率和大规模生产所占据，而这些正是反主流文化所排斥的。

　　“当人类允许机器和机械状态主宰他们的意识的时候，不仅是人类内心深处的灵魂还包括他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生活小习惯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美国人不得不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与人类的生命进行自我斗争。

　　为了远离这种生活状态，Whole Earth Catalog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念，从而帮助读者大胆地设想并实现自身的另类生活。尽管嬉皮士大力发展了他们的企业共享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在郊区实现建造相同的牧场式的居住环境，而只是形成了一片具有特殊气质的人工住所。从本质上来讲，像嬉皮士这种群居团体并不排斥技术，但是他们宁可去寻求一种能够将人类与科技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为一系列将控制权交还给个人的明确选择。

　　然而，群居团体和大学并没有因为对流水线的不满而受到任何限制。这种不满在那些几乎无暇顾及自己工作的年轻流水线工人中间是非常普遍的。

　　在通用汽车位于密歇根州沃伦市的工厂里，工人为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务，不得不通过收听迷幻摇滚或者有规律地吸食等方法度过每一天。

　　1960～1968年，这家工厂工人的缺勤率翻了一番，而员工的流动率增加了250%。一名工人说道：“我每天从这里走出来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我每天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我就没有办法让机器停下来。最糟糕的是，我感觉自己现在就像废物一样，这些机器迟早会取代我的位置，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太没用了。”

　　自我动力或者自我价值的缺失与美国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表现出的自豪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在越南战争和反主流文化的兴起期间，产业工人面临的困境很少出现在各大报刊的头版位置。这一段时期的官方历史记载中几乎找不到有关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在1970年发起的由40万名工人参加的针对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和美国汽车公司的大罢工的信息。现在回想起来，这场持续了67天的大罢工可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场罢工似乎取得了工人预想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工资水平与过去3年相比上涨幅度超过了20%，而且工人的生活成本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随着国外的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以后，美国汽车企业在1970年的汽车生产量较1969年减少了将近100万辆，而大量在已成立工会的工厂里上班的汽车工人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岗位。然而，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两家汽车制造商却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它们的汽车销售量超过了10万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的销售量似乎是受到了国内大罢工的影响，但是大众和丰田在不断地扩大自己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1970年的大罢工也标志着工会组织逐渐被那些资历深厚且掌握着熟练技术的白人所取代。年轻的工人（大部分是没有技术的非洲裔美国黑人和外国移民）在工会里长期处在被代表的地位。

　　实际上，这些被代表的失去了与普通工会成员相互交流的机会，进而导致了很多暴力罢工和诸如故意毁坏汽车内饰和车漆这样的事件发生。

　　1968年，7名黑人员工因为对克莱斯勒旗下品牌道奇汽车的一家主要工厂加快流水线运转速度的做法提出抗议而被开除，此次事件也直接引发了道奇革命工会运动（DRUM）彻底爆发。该运动组织宣称：“工会一直在有组织地反复触碰工人的底线。我们曾经试图向美国联合汽车工会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官僚主义作风简直就是在犯罪，而他们与克莱斯勒公司的那些白人种族主义高管一样，手上沾满了工人的鲜血。对于黑人工人来说，如果在他们掌握了熟练技术的情况下能够从公司获得一份独立合同的话，那么黑人就有正当的理由推动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独立运动。”

　　道奇革命工会运动不但痛斥工厂里99%的工头儿以及所有的主管都是白人，而且表示，如果不是有特殊安排的话，那么根据工厂里论资排辈的制度，白人不会被优先安排到最好的工作岗位。该组织还呼吁非洲裔美国工人单独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这一提议虽然没有正真获得老一代激进主义分子的支持，但是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拥戴。

　　他们对工会的领导者及其管理不屑一顾。身为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的埃拉·卡兹尼尔森发现，可以预知的战略行动方式为支持像右翼的准平民党候选人和左翼对工厂的破坏活动等重要的少数民族的政治行为铺平了道路。

　　汽车产业中某些工厂的流水线%，几乎所有的工厂车间都充斥着毒品和犯罪这样的亚文化。到1969年，福特汽车劳动关系部门的副总裁马尔科姆·德妮丝意识到，年轻人作为大量加入工会的新一代成员，他们表现出了缺乏耐心、缺少同质化、不服管教，以及对自己种族充满自信等特征，而他们的心态和欲望却是一个62岁的工会领袖或者是与之年龄相仿的企业高管所没办法理解的。

　　汽车产业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所积累的问题和紧张局面在通用汽车位于俄亥俄州的洛兹敦工厂彻底爆发了。

　　起初，洛兹敦工厂的7000名工人每小时能生产60多辆汽车，这个产量与其他工厂的生产规模没有过大的出入。但是到了1971年，当通用汽车将生产重心转向雪佛兰Vega型汽车之后（通用汽车为了应对国外品牌的竞争而设计的一款小型轿车），公司将流水线上生产每一辆汽车的速度提高到了36秒，或者说每小时生产的汽车数量超越100辆。管理者试图在提高流水线运转速度的同时，通过更加细化的劳动分工来实现这个目标。

　　钢铁工人出身的社会学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发现，流水线上的工作只需要学习半个小时就能够掌握了，而且大多数工人只需要稍微移动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跟上流水线的运转速度。

　　一位曾经在流水线上工作过的女工回忆说：“汽车流水线上的很多工作都是坐在汽车内部的那些金属原材料上完成的。我记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腿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淤青。我必须想办法钻到汽车外面来，因为在这个无法坐下去的车架子里面工作对自己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另外一位工人为自己设计了一件装有护垫的工作裙，但是过于自负的她无法穿上这件工作裙。

　　一位妇女这样评论道：“从通用汽车工厂走出来的每个工人身上都带着伤痕。重复性的工作会对你的骨头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我的胳膊现在经常感到酸痛。”即使是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工人也对流水线上使人极度疲劳的工作有些吃不消，而且工厂的管理者有时还会做出强制加班的决定。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已经成了常态，而年轻人则是工厂里面唯一能够赶上流水线那能够置人于死地的运转速度的人。

　　知识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趣味主编：严彬（微信：larf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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